（原标题：专访建银国际首席策略师赵文利：中国模式提供“可复制要素”）上海的股票配资
南方财经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吴斌 上海报道
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日。
中国的发展是世界的机遇。建银国际首席策略师赵文利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表示，中国模式不仅是一种国内发展的逻辑，更为全球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发展路径的“可复制要素”，并通过积极开放与国际合作，努力成为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者。
具体来看，赵文利发现，中国的崛起带来了显著的外溢效应：提供价廉物美的商品，释放绿色产能，并通过共建“一带一路”倡议拓展伙伴网络，促进共同发展。同时，中国坚持改革开放与制度创新，持续提升产业韧性；并在国际层面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，深化与发达经济体和全球南方的合作，推动规则对接与标准互认。
在地缘冲突四起、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今天，联合国、WTO等机构面临巨大挑战。赵文利认为，中国可从四大层面发挥作用：倡导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，维护和拓展多边与双边合作，贡献规则与标准，强化发展融资与韧性基础设施。
《21世纪》：过去80年，中国经济实现历史性跨越，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，“中国模式”对发展中国家有何参考价值？中国经济崛起对世界有哪些意义？
赵文利：中国的跨越有四个关键经验值得发展中国家参考。
“基础设施+产业政策”的组合效率。中国通过大规模的交通、能源、通信网络建设，奠定了经济增长的“硬件底座”；同时叠加产业政策与地方引导，形成了产业集群和区域经济带的整体效应。
超大规模市场的分层推进。在统一大市场内实行区域分工、城市群协同，让技术和商业模式在国内完成试错和迭代；再通过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，实现出口、投资和技术吸收的正反馈。这种“大样本实验”对新兴经济体极具借鉴价值。
数字化治理与支付基础设施。在电商、支付、物流、政务等环节的全面数字化，大幅降低了交易成本，也提升了投资的可得性。对发展中国家来说，“先标准化、后数字化”的路径，是一条切实可行的经验。
共建“一带一路”倡议与共同发展。共建“一带一路”倡议不仅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，更是产业链、价值链的合作平台。通过产业升级与产能转移，中国把发展成果与共建国家分享，推动地方工业化和就业，同时带动跨境资本、技术和绿色能源合作。这为许多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跳跃式发展的机会。
从全球视角看，中国的崛起带来了显著的外溢效应：提供价廉物美的商品，释放绿色产能（光伏、储能、电动车），并通过共建“一带一路”倡议拓展伙伴网络，促进共同发展。同时，中国坚持改革开放与制度创新，持续提升产业韧性；并在国际层面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，深化与发达经济体和全球南方的合作，推动规则对接与标准互认。
因此，中国模式不仅是一种国内发展的逻辑，更为全球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发展路径的“可复制要素”，并通过积极开放与国际合作，努力成为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者。
《21世纪》：根据联合国发布的《工业化的未来》报告，中国的制造业产值已占全球总量的35%，预计到2030年，中国的工业产值占全球总量的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至45%。你对未来中国制造的发展方向怎么看？如何进一步迈向“制造强国”？
赵文利：未来中国制造的发展方向，我觉得可以抓住几个关键词：高端化、智能化、绿色化和全球化。
高端化方面，过去我们更强调零部件和中低端组装，但现在正在走向完整的系统解决方案，比如工业母机、功率器件、精密制造和工业软件。如果能把“设备+工艺+软件”打包输出，不只是卖产品，而是卖能力，就会有更强的竞争力。
智能化不仅是机器人替代人工，而是人机协同。通过大模型、边缘计算、机器视觉和智能检测，把数据和工艺结合，形成可复制的数字化产线模板。换句话说，就是让产线自己“学会优化”，能快速切换不同需求。
中国的绿色化有优势，电池、逆变器、高效电机已经走在前列。如果把这些和电网、储能系统结合起来，就能提供“用电侧—电网侧—电源侧”的整体方案。这不仅是技术突破，也能带动全球能源转型。
全球化方面，未来不会只有“中国制造”，而是“中国+N”的布局，比如东盟、南亚、中东、拉美，形成多节点的产能网络。同时，要更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和认证，让“中国制造”在品牌和高端市场里站稳脚跟。
至于如何进一步迈向制造强国，可以从几个层面来理解。
“十四五”规划已经打下基础，比如战略科技力量、数字基础设施、绿色转型、产业链补链强链。
接下来要做的是把这些成果转化为真正的“新质生产力”——也就是让原创科技通过制度和要素配置，变成产业体系，最终实现全要素增长率的提升。所谓新质生产力，不仅仅是“硬科技突破”，更强调把原创性技术和先进生产关系结合起来，通过数据、人才、资本、算力等要素的高效配置，形成一种新的增长方式。它的特点是高效、可扩散、带动性强，能够把单点突破变成体系化优势。换句话说，新质生产力既是科技创新的成果，也是产业组织方式的升级。
展望“十五五”规划，会有更多前沿方向值得关注，比如《新产业标准化领航工程实施方案(2023─2035年)》指出，未来产业包括元宇宙、脑机接口、量子信息、人形机器人、生成式人工智能、生物制造、未来显示、未来网络、新型储能等九大产业。这些不只是实验室里的突破，而要尽快走到产业化、标准化。与此同时，还需要一个“科技平权”机制：通过开源、国产算力和低成本工具，让中小企业也能参与到数字化转型中，形成大企业和长尾创新的互动。
简单说，中国制造的升级不只是要做“大”，更要做“强”：既能拿得出系统方案，又能在全球标准和市场上拥有话语权。
《21世纪》：二战后现代全球经济治理框架逐渐成型，但在地缘冲突四起、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今天，联合国、WTO等机构面临巨大挑战，中国可发挥哪些积极作用？如何应对保护主义逆风？
赵文利：今天的全球经济治理框架正在经历动荡：地缘冲突不断、保护主义上升，联合国、WTO等机构的权威性和协调能力都受到挑战。在这种新常态下，中国可以从四大层面发挥作用。
倡导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。这是中国提出的核心理念，强调各国在安全、发展、气候等领域的利益相互交织，不能通过零和博弈来解决问题。它为全球治理提供了一种超越阵营对立的思想坐标。
维护和拓展多边与双边合作。在联合国、WTO框架下，中国推动争端解决机制和投资便利化议程；同时通过RCEP、双边自贸协定以及第三方市场合作，把区域合作与多边制度结合起来，既稳住大框架，也推动小范围先行先试。
贡献规则与标准。尤其是在数字贸易、跨境数据、绿色产品认证、碳边境调节等新兴领域，中国正在探索“先试点、后扩围”的路径，以更务实的方式减少制度摩擦，并推动标准逐渐互认。
强化发展融资与韧性基础设施。通过多边和双边的开发机制，以及本币结算安排，中国能够为全球国家提供绿色、抗灾和数字化的基础设施融资与解决方案，增强这些国家在冲击中的抵御能力。
总体而言，中国应对新常态的路径是“双轨并行”：一方面倡导理念、贡献规则，另一方面通过区域与双边机制落实合作，以多元化的方式重建稳定与信任。
《21世纪》：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应如何推动更包容的全球经济治理模式？在供应链重构背景下，中国如何抓住时代机遇？
赵文利：当下的全球化格局正在发生变化，美国以关税和管制为手段，使供应链的不确定性上升。对中国而言，关键有两点：一方面保持与美国的沟通和对话，防止分歧扩大；另一方面通过更包容和稳定的合作方式，向世界展示中国的可靠性和开放性。
第一，构建多层次合作网络。从单一中心走向区域、跨区域和行业联盟的多层架构，在标准、认证、原产地规则等方面推动互认和衔接，减少制度碎片化和合规成本，为企业提供更可预期的经营环境。
第二，推动多元化结算体系。在贸易和大宗商品领域，逐步提升人民币及第三方货币的结算比例，并通过互换、清算与流动性安排，降低汇率波动和制裁风险，为跨境交易建立更稳固的金融基础。
第三，提供系统性解决方案。中国制造不应仅限于产品出口，而是通过新能源车、储能、电网、数字政务等领域，输出“设备+软件+金融+运维”的成套方案，让合作方获得可复制、可运维、可扩展的整体支持。
第四，强化口岸与离岸联动。借助自贸港和综合保税区的在岸优势，推动内地与香港等离岸金融中心形成“规则—数据—资本”的联动机制，既承接全球订单，也拓展高端服务外包，把制度型开放转化为实际的合作成果。
第五，保持对美沟通，同时深化多边协作。无论美国政府更替如何，中国都需要机制化对话来管控关税与出口管制分歧；同时，通过RCEP、金砖、上合以及与欧盟在绿色标准上的对接，持续拓展多边合作网络，增强全球供应链的稳定性与确定性。
总体而言，中国在供应链重构背景下迎来机遇，可通过多层次网络降低不确定性，通过多元化结算和整体方案提升竞争力，深化多边合作，以更开放和包容的姿态赢得全球信任与新的发展空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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